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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世界上首先將影像科技利用在監視周遭環境的國家，早在1970?代，英國即開始在公共場所裝設閉路監視器(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簡稱CCTV)，直到1990年代初期統計，已近半數的都會區及非都會區政府已裝設監視器，且普遍獲得民眾的支持。在1999?5月，英國內政部警政研究小組(The Home Office Police Research Group)宣布執行“降低犯罪計劃”(The Crime Reduction Programme)，斥資二億五千萬英鎊在全國裝設監視器，預期在2004年能達成降低犯罪30%的目標。到現在為止，根據英國《每日郵報》的報道，英國攝像頭之多，已經令人感到驚訝。報道援引英國皇家工程學會的調查報告說，英國如今設有420萬個閉路電視監控攝像頭，數量居全球第五位，平均每14人就有一個。倫敦居民人均每天受到300個攝像頭監視。報告說，英國人口盡管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卻受到全球20%的攝像頭監視。

而在美國，也很快地承襲了英國的作法。即使多數的紐約市居民或觀光客仍不以為意，但是數以千計的監視器已經如同街燈般地佇立在市區的公園、街道、校園?等公共場所之中。在巴爾的摩市，監視器已布滿在其市區內的106個交叉路口及港口區。在華盛頓，特區內的警察已經使用監視畫面在巡邏街道、公園及市郊，并且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將監視系統擴充到其它的公共場所。而芝加哥市在最近也加入在公共場所裝設監視器的行列，至于美國其它的城鎮也都陸續的在跟進之中。

至于日本，東京都警視廳于平成十三年〈2001年〉二月委托財團法人“都市防犯研究中心”進行“小區安全攝影系統”調查研究，著手制定監視攝影系統設置、使用的基準，就技術面及法?面提出具體建議報告；據此，東京都于平成十四?二月二十一日制定“防止街頭犯罪監視攝影系統規范”，并在同月二十七日于歌舞伎町設置50臺監視攝影機，今后?預定在涉谷、池袋等犯罪發生較高地區，為相同之設置。

在中國，錄影監視系統的使用是近幾年的事情。不過由于人們對于安全需求的日益高漲以及安防產業的迅猛發展，閉路監視系統已經普遍地進入尋常百姓的生活。例如在北京市，已經有超過60％的居民小區達到科技創安小區的標準，治安保衛重點單位已經100％安裝了技防設施。讓我們將目光轉向通往木樨地地鐵站的地下通道來說，短短的五十米的通道，一共有8個攝像機對準通道的不同部位，行人們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再如主干道長安街，原先只是在路口位置，安裝有對準路面行駛車輛的攝像頭，現在，交叉路口之間的道路幾乎每隔幾十米，你就能發現新設的攝像頭矗立在路邊，對準過往的行人和車輛。

一、錄影監視系統的組成

錄影監視系統（或稱為閉路監視系統，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顧名思義是在一固定空間安裝錄影設備，監控此空間之一切活動的系統。其組成有下列幾部分：

1、攝影機

此部分如同人眼的視網膜，將所見事物忠實錄制下來。傳統有黑白鏡頭，近?來則是彩色為主。所傳訊號以往是類比式，現代則為數位式取代，類比式建構在不同頻率的正弦訊號的組合，屬于線性訊號，此訊號如被傳送太遠，它變得微弱及難以讀取，一個遠距離的微弱影像，若以類比式訊號傳遞，要使其清晰放大或恢復成原來的樣子有其相當困難。數位式由于是以絕對的0 與1 組合，容易處理及控制，傳輸速度快也容易讀取。不過價格較高的攝影機，另外要考慮其解析度，使其呈現出較優質之畫的。

2、影像處理、儲存和傳輸設備

影像由攝影機擷取后，須透過壓縮及傳送至錄影機，然后將攝影的畫面儲存。錄影機有長時間錄影機供長期監控用，影像處理則有影像圖框壓縮處理器或多格畫面處理器供使用者，依實際需要選擇。

3、監視器

監視器為此系統終端設備，可供警衛人員隨時監看。

簡言之，錄影監視系統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部分：一、影像輸入；二、傳輸；三、顯示與紀錄，其中，影像輸入部分的產品包括各式攝影機與鏡頭等；傳輸部分包括傳輸線路；顯示與紀錄部分則包括監視器、錄放影機、畫面分割器、圖框多任務處理器、選臺器等。

二、錄影監視系統的功效

可以說，過去架設在路口用來監視交通流?的錄影監視系統在技術成熟后，近年來已被大?架設在都市的公共空間（鄰?巷道、公共設施所在地、鐵?與車站等）、半公共空間（消費場所）、私人企業、住宅和小區等。這種現象不限中國，在許多先進國家尤甚。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錄影監視系統如此地受歡迎？這當然與錄影監視系統所發揮的功效有關，現簡要介紹如下：

在危害行為尚未發生之前，藉由監視器這支“?疲倦的眼睛”來加強監控，使得在“見警率”(Visibility)不足的情況下仍能達到事前嚇阻危害的功效，同時使得有限警力的分配能夠符合需求。

在危害行為正在發生之際，藉由監視器所發揮的“電子巡邏”功能來適時發現危害并實時通報警察前往排除危害，不僅能對于被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援，透過實時通報而縮短的“警察反應時間”，亦可提高當場逮捕危害行為者的機會。因此，監視器亦有著事中發現以排除危害的功能。

而在危害為既已發生之后，監視器身為案發現場的“目擊證人”之一，通常可發揮確認危害為者身分的功能。甚且基于監視影像畫面同步、完整而連續的紀錄功能，往往在證據的可信性上具有令人信服的強度，足以彌補其它供述或非供述證據在拼湊案情時，所可能產生人為誤判的缺失。因此，監視器有著事后追緝危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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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場所錄影監視系統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錄影監視系統在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打擊犯罪活動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隨著其的普及，關于指責其侵犯公民隱私權的事例卻也層出不窮。例如，學生不滿校方在宿舍樓安裝攝像頭，患者因為醫院在診室安裝攝像頭而轉身離去，又如女乘客擔心“走光”被拍而投訴在公交車上安裝攝像頭的公交公司等。因此，在最近公布的《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規定（草案）》中，第十三條針對隱私問題，做了以下的規定，“涉及公民隱私的地點不得設置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采集點。”同時，據記者報道，北京警方安裝攝像頭的位置，將“不包括衛生間、試衣間等隱私地帶，而且攝像頭的監測目標主要是人臉，以此作為以后排查的根據。比如安裝在ATM自動提款機上的攝像頭，監測范圍主要是人像，不會瞄準密碼。”似乎有了法律上的保護措施以及當局者的自律，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由于“隱私”的概念太過籠統、含糊，而且至今沒有統一權威的定義，我們就會發現《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規定（草案）》第十三條規定，對于保護公民隱私來說，是遠遠不夠的。請看這樣一個事例，公廁，從我們的直觀印象來說，肯定是屬于涉及公民隱私的場所，不應該有攝像頭的出現。但是廣州市越秀區環衛所市容監督管理所的管理人員卻不這樣認為，他們在廣州火車站西廣場公廁中安裝了6個攝像頭。

據他們的解釋，“火車站這個位置有它的特殊性，由于流動人口較多，很多犯罪分子會集中在此進行各種犯罪活動，所以在公廁安裝攝像頭，全都是為了如廁者的安全著想，因為如廁者多是旅客，帶有行李，不便進入‘小格間’，而是將箱包等物件放在過道上，小偷正好趁此機會下手。原來公廁里旅客丟東西的情況特別多，為了對小偷形成威懾力，也便于公安部門的取證，管理部門才在公廁里安裝了攝像頭。此舉對鐵路部門抓好治安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再讓我們看看這些攝像頭安裝的位置，“一進廣州火車站西廣場公廁的門，就可以看到一個圓形的攝像頭安裝在樓梯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攝像范圍主要是公廁入口，所有如廁者只要進出必會進入它的視線。在二樓，另一個攝像頭安裝在窄小的走道上方。在男廁，墻壁上裝有兩個攝像頭，一個指向洗手處，另一個則裝在如廁的‘格子間’上方。連接攝像頭的監視器就在一樓樓梯下、收銀人員背后。一臺大彩電的屏幕上正在顯示六個攝像頭所拍的六幅不同畫面，分別是男廁、女廁和過道的情況。記者仔細分辨，沒有看到畫面中有如廁者在小格里的動作，更沒有個體隱私部位的特寫。”

這樣精巧的布局反映了管理人員確實注意并采取措施避免侵犯如廁群眾的隱私權，但是還是有人不買他們的帳，“四川籍旅客張先生聽說公廁里裝有攝像頭時，開始還不信，但當記者把攝像頭安裝的位置指給他看后，他立即憤怒起來，稱此舉侵犯了他的隱私。‘感覺自己被當眾脫光衣服’，一名女士告訴記者。她表示，雖然攝像頭并沒有把一些個人的行為錄下來，但總是讓人覺得不安，好像背后有雙眼睛盯著似的。‘而且，我們并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其他的監視器，會不會把鏡頭拉近了拍？’另一名旅客王小姐非常擔憂地說。”而一位律師對此發表意見，“如果公廁的攝像頭角度根本沒有對準如廁者，那就不存在侵犯隱私的問題。‘本來就是公共設施，又有位置的特殊性，安裝攝像頭也是為了公共安全’。”

據此，我們看到，對于隱私的不同理解，是導致人們對于公廁中安裝攝像頭看法不一的最主要的原因。管理人員認為只要攝像頭沒有拍攝到‘格子間’內人們的私密部位以及如廁動作，那么他們安裝攝像頭就沒有侵犯到公民的隱私；而旅客們則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進入廁所即意味著一種放松的狀態，在這個空間中，女士可以梳妝整理，男士可以不必再保持行為規矩、板正、得體，可以說廁所并不僅僅只有解決“內急”的功能，很多時候人們在其中調整狀態以重新進入外界相對緊張的節奏中。這樣看來，人們當然不愿意廁所中安裝攝像頭，“好像背后有雙眼睛盯著似的”。類似的爭論也發生在校園宿舍中，校方認為宿舍的走道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屬于公共空間，因此不存在隱私問題；而學生們則認為宿舍的走道屬于學生日常生活起居的一部份（比如同學們厭煩必須穿戴整齊才能上廁所），校方無論如何也沒理由監視。

又或者我們設想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某學校不斷發生學生財物丟失的事件，保衛處決定在各學生宿舍內部安裝攝像頭，當然，保衛處老師也清楚這樣的行為侵犯學生的隱私，于是想出了這樣的解決方法，即當宿舍成員在進行更衣等會暴露個人私密部位的行為時，可以將攝像頭關閉，其余時間則攝像頭必須打開，例如成員在宿舍內自習時。如果攝像頭關閉期間，宿舍內發生財物丟失事件，則攝像頭記錄的最后一位關閉攝像系統的同學將承擔相應的責任。校方的理由是，宿舍內的情形，只要沒有涉及個人私密部位，那么就沒有隱私可言，例如A在自習時，同宿舍的B或者C都能看見，甚至外宿舍的D、E、F如果路過或者串門時也都能看見，而攝像頭就像宿舍的多住一個人，多了一雙眼睛而已，而且不想讓它看見時，你就可以把它關掉，根本不影響同學們生活起居，也根本沒有侵犯到同學的隱私。但是此般辯解肯定得不到同學們的認可。爭議在所難免。

這樣一個例子當然過于極端了，但是極端的情形有助于幫助我們發現爭議背后所隱含的具體原因，即對于“隱私”這個概念存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范圍據不同個體看來可大可小，請看下面這個圖示：

由上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對于“隱私”有著B和C兩種理解，行為A對于持意見C的人來說，并沒有侵犯其隱私權，而對于持意見B的人來說，行為A在很大程度上入侵了其私密空間。而《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規定（草案）》第十三條規定，其僅僅規定了安裝攝像系統時應該要避免侵犯公民隱私，而對如何界定隱私的概念范圍，則是保持沉默。這也即是筆者認為僅僅依靠《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規定（草案）》第十三條遠遠不夠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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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此，本文將嘗試探討攝像頭下的隱私權的概念范圍。由于運用攝像系統的場所范圍廣泛，而每一類場所下隱私權的概念范圍都值得單獨研究；而且就監視器的運用場所而言，包括公共場所及非公共場所的運用；而就監視器的運用主體而言，包括國家及私人的運用，前者進一步地又可區分為警察機關及其它機關的運用；另就監視器的運用行為而言，包括監視器的設置及其后監視影像信息的取得、保管與利用。所以單單就所說的“監視器運用”的概念而言，可能兼指涉?同場所、主體、行為等各種運用情形，故于此有必要先界定清楚本文的研究范圍。

本文的研究范圍，界定為：就監視器而言，限于設置在街道、公園或其它公眾得出入之處所等公共場所的監視器，且以警察作為設置主體者；就監視影像信息的保管而言，限于以警察作為保管主體者；就監視影像信息的利用而言，限于以警察作為利用主體者，原則上指警察對其所保管影像檔案的利用，例外亦及于對其他機關、私人所保管影像檔案的利用。

在這樣的研究范圍下，筆者打算在下文中，證成在公共場所（即街道、公園或其它公眾得出入之處所）中也有隱私權的存在。如此論證的用意，在于反駁這樣一種觀點：即當人們從家中走出，進入公共場所，即是放棄原本在非開放空間內的保持隱私狀態的權利，因為是你自愿走入大眾的視線，當然你得承擔被大眾所關注的風險。此一觀點于警察安裝攝像系統的含意在于：如果在公共場所沒有隱私權這樣一種觀點成立，那么警察安裝攝像系統則不需要有法律法規上的依據，裝與不裝落在警察自由裁量范圍內，因為在某一地點裝一個攝像頭，對于路過的群眾而言，僅僅相當于多了一個路人，多了一雙眼睛而已。而如果在公共場所個體仍然有隱私權的論說成立，警察安裝攝像系統就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那么安裝行為依法律保留的觀點看來，就需要有法律法規所規定或者認可的正當理由。

在此簡要地說明論證步驟：第一，回顧隱私概念的發展歷程；第二，梳理隱私概念現今所涵蓋的事項；第三，介紹德國法中的“資訊自決權”以及美國法中的“資訊隱私權”，并指出其含義大致一致；第四，指出公共場所攝像系統侵犯公民的“資訊隱私權”。

1、隱私的概念

從美國法規范歷史演進的順序分析，首先將「隱私權」置于法律層次作檢討論述的是美國知名法官Thomas Cooley。他在著作《侵權?為法論》(A Treatise the Law of Torts) 一書中首先提出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的概?，即?Thomas Cooley 就何謂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未多作詮釋，此等開創性的主張，深刻地影響后世對“隱私權”此一權利所作的抽象性定義，最著名的例子便是Samuel D. Warren 及Louis D. Brandeis 所合著的《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1890，Samuel D. Warren 及Louis D. Brandeis 為反映當世媒體為謀營利將私人生活商品化的惡質風氣，合作撰寫《隱私權》一文，并投稿于哈佛法學評論上，企圖喚醒社會大眾對個人私密生活的尊重。自此以后，不論在實務界亦或是學術圈，皆對于隱私權此一新興的概念性權利產生?相當劇烈的爭論。

一直到1960年，加州大學Berkeley 分校的法學教授William L. Prosser在其所撰寫的“Privacy”一文中主張，在美國判例法所稱的tort privacy 其實并不是單一的法概，而是在同一名稱下四種侵權行為態樣的綜合體，侵害個人四種不同的例益。此種見解一經發表，發揮?相當程度定紛止爭的功能。

1)隱私概念所涵蓋的事項

總的來說，隱私概念現今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婚姻生活內容自由的保障：例如在上述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的判決中，法院即以婚姻生活的自由為題，闡述隱私權的保障及于婚姻中是否使用避孕藥的自由，換言之，政府不得任何訂定法律來限制婚姻生活中避孕藥的使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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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之自由：又如上述Roe v. Wade案的法院見解，婦女有無墮胎的自由亦屬于隱私權的一端，蓋以此屬私領域事務的自我決定自由，政府在系爭事務上的介入空間會受到限制。

決定死亡的自由：此即生命對于個人而言系屬其權利的原型，原則上自應由權利主體的個人對于生命的存在與否有自由的決定權，如果在當事人已經無法忍受因治療行為所附帶的痛苦時，政府即應尊重其求死的私領域自主權，此種非屬他人決定，而是自我決定權能的利益衡平，亦屬隱私保護之一端。

生活計劃、型態或方式之自由：此種保護類型在于肯定個人對于其自主生活的空間，擁有完全的支配與自由決定利益存在，因此個人是否食用對于健康有不良影響的食品、是否放棄任何保護安全的措施（如騎機車不戴安全帽）、是否進行特殊的性行為（如同性戀、肛交等等）均系個人的私領域自主范圍，國家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不得立法予以管制。

信息控制的自由：此種類型包括個人的資料不受到媒體的任意報導（此即Warren 與Brandies 最早闡釋的隱私類型），以及個人的信息不會受到他人的任意使用，前者可以說是隱私權的傳統保障類型，但是后者則是新興的保障型態，舉凡個人的刷卡紀錄、網絡使用紀錄、醫療紀錄、通聯紀錄等等，均屬于此種類型的保護范圍，進一步還會涉及大規模之多數人資料庫的保障問題，例如犯罪人的指紋、血液樣本與DNA 資料庫、國家機關所擁有的納稅人報稅資料等，均是此種信息隱私權的保障類型，而且也是現代隱私權的論述所集中的火力目標，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已有相當多的累積案例，未來也將是公法部分的研究軸心。

個人身體行動與家宅完整之自由：此即第四增補條文中傳統概念的類型，亦即搜索、扣押所涉及的個人身體與家宅不會任意受到政府侵害之完整性保障，政府欲進行搜索時，必須具備相當理由，并取得法官開立之令狀。

2)德國法中的“資訊自決權”以及美國法中的“資訊隱私權”

臺灣學者李震山認為，“從尊重人格自我型塑的權利而言，在資訊面上，應包括消極面的資訊隱私不受侵犯，以及積極面的個人資訊自我決定權。”而現在將資訊自決權或資訊隱私權從一般人格權中脫穎而出，其原因在于“不斷快速發展的電子資料處理技術，除了將個人資料做成有形記錄，經由電腦處理后，又得以大量且迅速無遠弗屆的傳遞及運用，若有濫用及誤用，將對人民隱私或自決權造成侵害之風險。因此在資訊強勢的社會中，單以人格權，實無法凸現其時代意義。”

首先介紹“資訊自決權”；此一個人信息由個人自主決定的基本權利化，正式成形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1983年所作成的人口普查判決(BVerfGE 65, 1.)。在此判決中系以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之“人性尊嚴”與第二條第一項之“一般人格權”來共同架設其憲法依據。除強調個人信息保護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之外，亦指出所謂信息的“自主決定”可以因為重大公眾利益而受限制。此一保障個人信息由個人自主決定的基本權，謂之為“資訊自決權”。所謂“資訊自決權”之內涵，系指每個人基本上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將個人資料交付與供利用。易言之，個人資料非經本人許諾，不得任意搜集、儲存、運用、傳遞。

而關于其背后的理論基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則是奠基于所謂的“自我表現理論”(Theorie der autonomen Selbstdarstellung)上。亦即，依個別基本權條款與人性尊嚴所彰顯的價值來將整體個人行為空間劃分成兩個區塊，一塊是值得保護的“私領域”，一塊則是不受保護、具公共性質的行為領域。在此“私領域”之內，具有孤立、對環境熟悉、以及與他人間互動親密等特征，個人在其內可以自主地型塑其獨一無二的自我（私生活型塑權）；另外，透過信息的自主控制可以掌握個人涉入“公共領域”的程序，并藉此來決定以何種形象呈現在他人面前（自我表述權）。此一“自我表現理論”系將信息自主與人格發展作合并思考，賦予個人對于其人格相關信息一“自我確定權限”，同時也包括了“自我描述”(Selbstdarstellung)，讓個人得以自主決定如何地型塑自我、呈現自我，以發展其人格。換言之，個人一方面透過信息的自主決定來維護“私領域”的完整而不受侵擾，以確保人格自主形塑的純度；另一方面，透過信息的自主決定來建立自我形象，透過自己的打扮、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來向不同的人宣告“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而所謂的“資訊隱私權” （見上文所提及的“信息控制的自由”），主要是將“隱私”概念類型化的結果，其系指：“個人就其個人信息自主控制是否揭露、及在何種范圍內、于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的決定權。”個人之所以享有信息隱私權的看法是側重于個體與群體間的相對關系，即保障個人就其個人信息之是否揭露？向誰揭露？揭露多少？何時揭露？如何揭露？而保障“資訊隱私權”的用意，在于使個人能夠呈現出多樣化的自我，依不同的時間、場合對不同的相處對象呈現不同風貌的自我形象，如：在工作場合呈現給工作伙伴一專業、干練的形象；在家中則呈現另一隨性、婉約的形象，使個人可以適時適所地呈現出他所期待旁人看到的自己。藉此，個人同時視其與信息分享對象彼此間的相對關系來分配個人信息的分享份額，借著信息不同質、量的分享來編織出綿密且親疏有別的人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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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信息分享的自我控制亦可使個體免于遭受群體意識的規格化，確保個人身為一獨立主體的獨特性。個人不能離群索居，然而在群居的生活中，個體往往必須承受來自于群體意識的壓力，要么順從于主流價值，將之內化為自我成分，要么堅守著主觀價值，而等著面臨來自于群體的無情批判。順從者，遭受規格化；違逆者，雖保有自身的獨特性，但同時必須付出遭受邊緣化的慘痛代價。然而，這樣的一個實然現象并不符合民主社會開放、多元而平等的真諦。因此，欲調和這種個體與群體間的價值沖突，勢必須規范出群己間的權界，以保障每一個體享有一免于受外界不當干涉的自主領域，而信息隱私權正是此種保障規范之一。透過保障個人信息分享的自主控制，如同容許個人在面對他人時戴著面具，面具之外是家人、朋友、鄰居們所熟悉、期待、接受的自己；面具之內則使個人保有一暫時退出群體的自我空間，此一心理或物理的空間所呈現的，是一個家人、朋友、鄰居們所感到陌生的自己。當面具被強行揭穿時，個體也將隨此道強光的射曬而枯萎。因此，信息隱私權可謂是介于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潤滑劑，透過信息的自主控制來使個人能夠兼顧群體的期盼與內心自我的呼喚，借著信息的隱蔽來替自身保有一塊自在揮灑的空間，破除“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式的思想枷鎖。

從上文介紹可以看出，資訊自決權與資訊隱私權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因此在下文中，筆者將統一使用“資訊隱私權”進行論述。

3)公共場所攝像系統侵犯公民的“資訊隱私權”

立于公共場所的監視器，其影像畫面可以傳送、紀錄來來往往行人的五官、臉形、身形、打扮等個人外部表征，若是畫面解析度較高的監視器，透過伸縮鏡頭的放大功能，尚可以傳送、紀錄行人的膚質、毛孔甚至指紋。觀此些影像畫面所可能框進的信息，均屬足以識別個人之信息。而基于“資訊隱私權”所保障的意旨，本即應由各該信息主體自行決定是否將其個人信息交付與供利用。故從此一“資訊”面向來作觀察，警察運用監視器的行為，即可能會影響“資訊隱私權”。

回到上文提及的筆者所欲反駁的觀點：即當人們從家中走出，進入公共場所，即是放棄原本在非開放空間內的保持隱私狀態的權利，因為是你自愿走入大眾的視線，你的選擇導致周圍的路人均可以收集到你的個人信息，當然你得承擔個人信息被大眾所利用的風險。多一個攝像頭真可謂“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對于此種觀點，筆者打算以“公共空間”的特性反駁此種觀點。公共空間隨時處在一種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的狀態，因此當個人決定走出家門口、走進公共場所的同時，即注定地要承擔被他人看、聽的風險，是以此一決定，不僅僅是決定要出門，甚且是同意將自己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然而，向來公共空間所具有的結構特征，提供給出門在外的個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亦可享有不被注意、不被紀錄、適度阻隔等的空間?益，使得個人仍然可以自在的穿梭其間，從事社會生活。而這些特征正符合一民主社會之自由、平等、開放與多元的精神，提供個人一個反復確認、獨立創造自我的機會；使個人得四處遷徙而無須揭露自我或受過去紀錄所牽絆。借著這些特征，并賦予個人獨立與自信，并充滿創意，使個人能有尊嚴的向“順從”、“規格化”等勢利，擁有說：“不”的權利。

而形成公共空間此些特征的原因，除了存在于公共場所中之墻垣、建筑物、窗簾、或距離因素等有形的物?屏障外，尚有一無形之屏障，亦可適度界定公共空間中之人我分際。此一無形屏障，透過微妙、不可強迫的方式，在每一個體的內心中形成一把尺，無時無刻度?著人際間互動的分寸。這把尺，可能是倫理觀念、禮儀之道、甚或公民意識等。正是這有形、無形的屏障，使得個人能有足夠的信心去期待當身處公共空間之際，仍會保有不被注意、不被紀錄、不被打擾的利益。而這樣一個利益，與“匿名性”(Anonymity)的概念有關。關于“匿名性”之學理論述，有學者認為是：“使公共活動不被觀察或紀錄的利益。”有的學者認為是：“使個人保持無特殊標記的狀態來隱身于人群之中，而不被政府注意的權利；除非個人自己做了或說了某些引起政府注意的事，如：犯罪、成為公眾人物等。”有認為是：“使個人在身處公共空間或從事公共活動之際，仍可以保有不被識別身分或監控的自由；屬于一種隱私的狀態。”有認為是：“使個人保有不具名、隨時移動的能力，屬于個人隱私權最主要的面向。”有認為是：“是使個人享有隱私權的前提要件，借著保有匿名來使他人喪失探聽、紀錄、跟蹤、侵犯我們的動機與利益。”

如前所述，即使是在公共場所之中，仍保有某些特征來確保個人不受他人侵擾，維系人我之間最起碼的分際。不被注意、不被紀錄、適度阻隔、隱蔽等空間利益，或許向來即是我們所習以為常并視為理所當然的公共特征，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均是一個民主社會在過去、現在及將來均不可欠缺的重要價值。

警察運用監視器的過程除可能直接涉及前述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外，亦同時有可能涉及人民身處公共場所時之空間利益。監視器是架設在公共場所之中，相當程度地可能改變人們向來所習以為常的公共特征，進而有影響人民原本身處其中所享有的利益之虞。例如：使我們身處在人群之中而可以不被注意的匿名利益、我們雖然無法離群索居，但是藉由公共空間的寬敞性，仍然使我們可以與旁人保有適?的“隔離”的利益、而在不被認識、不被注視及適當隔離的氛圍之下，?可以確保我們在行為時的那分“自在” 利益等。透過此些利益，使人們在公共場所中可以自由自在地為其行為，享受公共生活。然而，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之后，確實可能改變原本公共空間的特征。 為了進一步闡明道理，筆者將監視器的運用分為“單純觀看”與“同步錄影”兩種形態加以討論。

2．“單純觀看”的操作模式

所謂“單純觀看”的操作模式，是指監視器只看不錄的情形。既然未同步錄影，則監視鏡頭所看到的，本即是一般人在公共場所中所得共見共聞的，因此向來對于其是否構成基本權之侵害即存在爭論。否定見解從“資訊自決權”的角度認為，只看不錄僅是傳達影像并未搜集資料，并非對基本權利的侵害。折衷見解認為限于路過之行人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觀看時，始構成基本權利的侵害。肯定見解認為全面性的監視已使人民受到莫名的強大壓力，產生“威嚇效果”，甚至影響“內在決定自由”，而認為縱使“只看不錄”亦會構成基本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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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只看不錄”僅是傳達影像并未搜集資料；而監視器所看到的，一般人也看得到，它并沒有多看到?么。惟就信息隱私權的保障意旨來看，其保障個人就其攸關個人信息可以自主控制是否揭露、及在何種范圍內、于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換言之，其除保障個人對己身事物之揭露與否？揭露多少？何時揭露？怎么揭露？的自主控制權外，尚賦予個人一選擇揭露對象的權利。讓個人可以在不同對象面前，形塑不同的自我形象，分享不同的信息質、量，以編織出親疏有別的人際網絡。然而，即使是公開設置的監視器，透過鏡頭與屏幕相隔兩地的畫面傳輸，已然穿越了公共空間中原本存在的有形物理屏障，使路人雖知道電眼所在，但卻無法知道躲在電眼背后的肉眼是誰的？共有幾雙？毋寧是剝奪了信息主體對于信息揭露對象的選擇自由。甚且，原本公共場所的“共見共聞”，并非是一種目不轉睛的注視，因為這已經超出社會規范所設下的無形屏障，然而監視鏡頭正是一直以如此的方式盯著你看，而且既不眨眼也不疲倦，必要時甚至可以將你放大。因此，行人雖自愿地走出家門進入公共場所，縱使其因此自愿揭露而喪失對個人外部特征的隱私利益，然而對其他個人信息的隱蔽、不被注意、適度空間阻隔等利益，仍享有合理隱私期待，因此即便警察僅是運用監視器作單純觀看，亦侵害人民的隱私權、信息自決權。

其次，除了資訊隱私權的侵害之外，“單純觀看”亦可能侵害“行為自由”。當個人知道自己正在被觀看時，將本能的去預設觀看者的觀點，并將此一觀點加入自己原有的行為觀點中。這樣的內在預設，大多時候將使自己朝著融合觀看者認同的方向去修飾出與純粹自我觀點不同的外在行為。這樣一種對行為觀點的預設，實已對個人內在產生?一股“心理制約”，不僅短時間內會影響到個人的行為自由，經過長時間的“內化”過程后，將達到行為模式規格化的作用，如同侵害個人行為自由于無形。連帶地，使得以行為自由為前提的集會、游行、宗教、遷徙、表現等自由，亦將遭受波及。因此，即使警察僅是運用監視器作單純的觀看，但在嚇阻不法的同時亦對守法市民產生一股“心理制約”，使得人們踏出家門以后即須用力度量自己在公共場所之中的言行舉止是否合法、合理、合情甚至合宜、合禮。這樣一股“心理制約”作用，非但侵害行為自由、間接對集會、游行、宗教、遷徙、表現等自由產生“寒蟬效應”，根本地它已嚴重萎縮了“自由”的意涵。

綜上所述，“只看不錄”的單純觀看行為，業已構成基本權之侵害。其主要是直接侵害資訊隱私權及行為自由。并且亦將間接影響到其它基本權在公共場所中的行使。

3．同步錄影行為

所謂“同步錄影”的操作模式，通常是指監視器“既看又錄”的情形。此一操作模式相較于“單純觀看”而言，更多出紀錄個人信息的效果，因此一般對其已侵害基本權的說法，較無爭議。

首先，就信息的紀錄而言，相較于人為紀錄方法受限于人類感官能力的局限，機械紀錄方法具有實時、完整、連續、巨細靡遺、可靠等的信息擷取功能，就此而言，縱使一位號稱過目不忘之人亦望塵莫及。而關于信息保存功能，從傳統回路式的磁帶紀錄方式發展到現今數位式的硬盤紀錄方式，又更加確立了紀錄的永久性。反觀人為紀錄方法，若不實時筆記下來，隨著時間的久遠以及生理功能的退化，記憶中的信息只會日漸模糊。其次，就信息的散布而言，相較于口耳相傳、道聽途說的高度失真性，機械紀錄方法的影音重現功能，擔保了信息散布內容的可信性。省去了第一現場信息稍縱即逝、害怕被發現的恐懼等壓迫因素后，第二手觀眾們更可以仔細端詳影音信息中的細微因子。而透過信息的散布，?打破了時空上的藩籬，使得遠處之人、將來之人均成為信息揭露的潛在對象。甚且，經紀錄的影音信息，更可透過復制來加速散布的過程。

承上所述，警察運用監視器對人來人往的路人進行觀看并同步錄影的行為，進而所取得的影像信息，尚非僅因“共見共聞”的狀態，即謂此一信息取得，屬于街上路人自愿揭露，進而認為無合理隱私期待可言。實際上，公共場所多了監視器“既看又錄”的操作模式后，使得個人在公共場所中偶然的日常舉止從原本旁人腦海中的短暫記憶轉變成監視影像中的永恒紀錄。當公共場所中的一舉一動都開始被有系統的紀錄與歸檔后，個人隨時隨地無不須斤斤計較自己的言行舉止，因為這一秒鐘不經意的動作，隨時可能成為下一秒鐘開始所悔不當初的心理陰影。自此，走出家門這件事將必須經過慎重的決定，因為你必須確定自己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足以讓你戰戰兢兢的上街去。而當我們決定走上街頭之際，最好也同時作好成為跨越時空、地域之眾人目光焦點的心理準備，因為關于你個人信息所揭露的對象，不再是你一眼望去的可及之人，鏡頭下一雙雙不認識的眼睛、屏幕前一撥接一撥的陌生觀眾群，都將繞過你的自主控制關卡，成為你的觀眾、分享關于你的個人信息。這將打亂你替自己依不同場合打造不同形象的安排，因為日后可能發生的影像信息的散布、傳閱，將使各個形象的你被迫呈現在非你所欲的場合中。

綜上所述，“既看又錄”的同步錄影行為，業已構成基本權之侵害。甚且，其對資訊隱私權以及行為自由的直接侵害，亦或對其他基本權所造成的間接影響，又更勝一籌。

四、結語

學者李震山認為：在各公共場所普設監視錄影器，若能全時監看，直覺上似可收嚇阻犯罪或不法行為，并可在第一時間制止不法，避免危害擴大。若非全時監看，經由全時錄影，亦可事后依錄影帶追查在該等處所發生犯罪或違法，并與相關線索比對。純從治安角度的犯罪偵查與預防（含嚇阻）、刑事政策、行政危害防止，維護治安確有其實益。此外，對因不法行為之受害者或可能受害者之合法利益保障，治安人員之法庭舉證，亦有一定功效，該措施稱為一帖具療效的藥劑，應不為過。

但若歹徒在作案之時有意識的規避錄影設備，包括蒙面偽裝，或者破壞監視設備，或干脆將犯罪轉移至未設監視錄影器之處進行，治安功能將相形減低。此外，監視器并不會分辨違法者與非違法者，讓非搜集資料主要對象之廣大人民，長期曝露在國家監視下，除個人信息隱私、行為自由受到影響，該等資料若不當利用或泄露，影響不小，將該等措施，比擬為難以戒除且對身體有害之藥癮實不為過。

國家在“公共場所”設監視錄影器，既然有雙刃性功能，表示其仍有正面功效，無須全面加以排斥。但對其可能衍生的負面功效之防止，就需靠立法規范，而該立法規范須經得起法治國原則之檢驗，從目的、要件、程序，從合法性到正當性，皆需考慮。（洪延青）